文／鄭志鵬（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助理教授）
看《工廠男孩》這部中國紀錄片之前，有兩件事情是作為台灣觀眾的我們需要事先了解的：
第一，農民工在中國成為世界工廠的過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1978年中國改革開放，當時的領導人鄧小平為了要讓一批人先富起來，在東南沿海設立五個經濟特區，其中就有四個在廣東，因此廣東成為是來自內陸省份的農民工前往沿海打工的重要選擇，而且對他們來說這也是一種向上流動的機會。然而由於中央政府實施戶口制度，使得這些出外打工的農民在社會福利領域遭受到不平等的對待，也不容易在工作地點落戶，而且地方政府也經常視他們為一種財政負擔。因此，農民工在沿海地區是不受歡迎的一群人，最終仍舊得回到內陸地區去成家立業、養兒育女。
第二，全球經濟在2008年發生了很大變化。因為2008年美國次級房貸危機與2009年歐洲債信危機所引發的一連串國際金融風暴，使得長期依賴歐美消費市場支撐的中國出口經濟面臨改弦更張的必要，但是中國政府快速提高基本工資與改革企業所得稅，再加上東南沿海長期存在的缺工問題，卻也導致外資經營成本上漲而掀起一波企業出走潮。廣東，特別是珠三角地區，作為世界工廠重要生產基地的地位正在動搖，工人罷工抗議事件不斷，因此農民工在各個工廠之間打工流浪的情況也比起以前更為頻繁。
有了以上這兩個背景知識，我們便比較容易理解導演方亮企圖在片中傳達出中國農民工的那種不知未來在何方的異鄉人感受。我記得其中一位主角是這麼說的：人就是螞蟻，社會是大象，而螞蟻是鬥不過大象的。另一位主角則說：以前到廣東打工是失望，現在則是絕望。這種深深的無力感也是這幾年我到珠三角進行田野調查、訪談農民工時的普遍感受。
《工廠男孩》這部紀錄片有兩個觀看重點：第一是它談的「男孩」，而不是「女孩」。因為不管是過往的學術研究還是紀錄片，對象只要是農民工的話通常是以女工作為描述主體，像是香港學者潘毅的《中國女工─新興打工階級的呼喚》便是其中一個著名的例子，這本書曾經獲得國際社會學界C. Wright Mills獎的殊榮。但是方亮不一樣，他選擇拍攝的對象是男孩，性別因素肯定會形塑這些農民工的打工經歷，甚至影響到未來的生涯規劃。「成家立業」是片中這群男性農民工經常掛在嘴邊的話，也顯示出社會對他們的期待是與女性農民工不同的。方亮的《工廠男孩》填補了這個空缺。
這部片的第二個特點是農民工是有世代差異的，出生於80後與90後的人對於打工這件事情的理解是不同的。80後出來打工之前的身分是與土地有真正接觸的農民，90後出生的雖然身分還是農村戶口，但是他們基本上已經不務農，打工之前的時間大部分都是在學校度過。也就是說，第一代農民工即便到沿海打工，仍與土地有所聯繫，但是第二代的農民工即使回鄉，他們也不可能從事務農的工作，因為他們的身分已經轉變成為真正意義上的「工人」。於是面對沿海工作環境的轉變，想要留下來甚至是落戶的他們，疏離感會比第一代農民工更強烈，對於未來也顯得更加茫然。
以上兩點是《工廠男孩》這部紀錄片有別於以往之處，也是它最精采的地方。當然不只是藍領階級，白領階級的移動也是要付出代價的，不管你的移動是自願還是被動，我們都被全球化浪潮席捲，前仆後繼地各自走向一個未知的旅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