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陳信行（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副教授）
瑞典導演洛塔厄倫的《跨國生產的真實代價》，再一次呈現一個從上世紀90年代就不斷被揭露，但從未有效解決的當代資本主義全球體系的醜惡瘡疤：第一世界亮麗的時尚品牌產業背後，第三世界實際生產這些商品的代工廠，以及供應商所雇用的工人和生產地點的土地所遭受的悲慘待遇。各國社運與工運組織串連對付這個現象已近三十年，但是問題的改善極微，說不定還得再拼個三十年。所以，毫不懈怠地一再揭發，是完全必要的。
做為瑞典人，她選擇聚焦的品牌是瑞典跨國成衣品牌 H＆M，還有南印度的成衣、製革、染整廠。但是同樣的尖銳諷刺狀況大可以在其他對照中找到：Nike 運動鞋與台商寶成／裕元在中國東莞或越南胡志明市的鞋廠；Levi 牛仔褲與台商年興紡織在尼加拉瓜或賴索托的成衣廠；Apple iPhone 與台商鴻海／富士康在深圳或成都的電子裝配廠。
在所有的這些生產鍊中，狀況都是高度一致的：每種產品全球不到十家品牌商挾著重金廣告打造、維持著讓消費者感覺良好的商標，在整個商品的售價中獲得70％～90％的暴利。開代工廠、供應原料與中間產品的台、韓、港、星企業，以及愈來愈多進入這些行業的中國、孟加拉、印度等本地企業，拿著所謂「茅山道士」（毛利3％到4％）、而且不斷被壓低的單價，強迫症似地不斷 cost-down 以求生存，同時負擔市場起伏所帶來的所有生意風險；真正動手做出產品的數百萬工人，拿到的工資多半不到整件商品的1％，而且絕大多數的污染會留在生產地，毒害這些工人的家人鄰居，消費國多半是接觸不到的。
在聯合國與無數國際組織數十年來的推動下，每個現代國家，無論再怎麼貧窮，都有一套望之儼然的勞工法令體系、安全衛生規定、環境保護措施。問題是，只要政府一宣稱打算執行自己所訂定的法令，慣老闆就喊著要出走；一執行下去，慣老闆就真的出走。掌握生產鍊中游的台商都是跨國企業，狡兔三窟，移轉訂單稀鬆平常。就算生產商當真要守法，也因為每個代工廠都是高度競爭關係，品牌商可以馬上找上別國、別家不守法的供應商合作。
1990年代開始在歐美出現的「反血汗工廠運動」是與「反關廠運動」相結合的。當美國成衣商開始關掉本土工廠、造成大量失業時，他們就開始把生產線搬過邊界到墨西哥，承包給供應商，以比在本土嚴酷百倍的剝削程度生產同樣的產品。抗議墨西哥勞動狀況的聲音，因而與抗議美國本地工人失業的聲音，是一樣的。
抗議品牌有用嗎
當年台商寶成／裕元在印尼與越南生產 Nike 球鞋的廠，被揭發虐待工人的醜聞案，也是促使這個運動出現的重要歷史事件。同一個時代，台灣也出現嚴重的關廠潮：成衣、電子、玩具、五金，等等，所有加工出口、工業化時代把千萬農村子弟帶到都市落腳的行業，都衝往改革開放、親商威權的中國大陸、東南亞、中美洲，以及其他地方去。最糟糕的外逃工廠，還欠了工人大筆工資、勞保費與退休金。被糟蹋的這批關廠工人的抗議，持續到2010年代，大家都可以看見。（圖：路透社）
過去數十年來的抗爭，所有大品牌都建立了一套「供應商生產守則」以及「企業社會責任」（CSR）公關系統，印了漂亮文宣給消費者，宣稱他們的產品是如何地在守法、照顧工人、愛護地球的條件下生產的。問題是，所有供應商都知道如何應付 CSR 查廠，就像小學老師應付督學一樣。而且，一旦被查出違反生產守則，品牌撤單，工人失業，狀況更慘，連苟活都難求。從而，受害者甚至往往會主動隱瞞真相。而且，就算消費者不買血汗品牌，也只是拯救了自己的靈魂，甚至是虛假的拯救：你怎麼知道別的品牌沒更糟？
這些是CSR體系內在的矛盾。但是，被逼出來的CSR公關操作至少有機會讓眾人看到：悲慘的生產狀況不只是由於台商貪婪剝削、當地政府顢頇貪腐、當地人民馴良好欺負，最重要的，是整個體系裡最光鮮亮麗的品牌商的運作，使得這些慘況無法解決。
真正要解決這個跨國生產鍊的高度不公，需要的不僅僅是逼品牌搞一些公關操作，而是從草根工人組織到跨國串連支持的一整套自下而上的反抗運動，在大範圍內同時拒絕再讓任何地方的人與環境被踐踏，才有可能。但是，在那樣的運動發生以前，光坐在螢幕前泛泛地幹譙社會不公是沒什麼建設性的。具體地揭發現狀、自覺地把這些現狀與我們各自的生存狀態連結起來，才能為未來的勝利奠下基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