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勞工影展】《外宿》從勞動抗爭再思私領域
2016/08/23
苦勞評論
陳逸婷
苦勞網記者
本屆台灣國際勞工影展放映紀錄片《外宿》，講的是韓國在實施派遣法後，政府擴大派遣法案的社會大背景之下，「衣戀集團」（E. Land）無視新法實施以及與工會簽署過的團體協約，宣布解雇旗下零售業超過1,000名原有的非正職勞工，E. Land工會因而展開長達一年的抗爭行動，從工人集結、罷工、佔領分店到最後結束罷工，都在這部紀錄片裡被呈現出來。
由於被解雇的兼職員工當中，多數人都是負責收銀的女工，當中，抗爭女工Han Myung-hee便提到，過去兼職人員工作滿一年就可以轉正職，但是後來資方取消了這個規定，新進的兼職人員從此就失去了轉正職的機會。
在派遣法實施後，工人勞動條件日漸惡劣化，收銀人員長期站立工作、鮮有時間上廁所，導致了許多職業病，資方人員卻宣稱「收銀員誰都可以做」，於是女工在一次佔領分店的行動中，祭出了「韓幣1,000元以下的購物刷卡」行動，難倒了資方出動的臨時收銀人手，證明了收銀員的職業專業性，更控訴資方對收銀員同工不同酬的歧視性待遇。此外，女工更對管理階層稱呼自己為「大嬸」表達不滿，認為這是不尊重他們身為一個勞工的身份，而把自己降級成為一個沒有專業背景的「中年女性」的意涵。
由於收銀員多是由女性擔任，女工們在公領域參與抗爭的同時，仍然面對了私領域——也就是家庭生活的步調改變後，所發生的種種衝擊與反思。紀錄片開始不久，在一個女工們佔領分店時期彼此喊話的畫面中，一名女工提到：「昨晚是我婚後第一次外宿，四年來我的生活都很平淡。早上出門上班，晚上回家，下班後只關心家人和家事。」接著，另一位女工說：「我越來越習慣在這裡，我不用洗衣煮飯打掃，沒人叫我拿襪子給他，真不錯，我可以這樣繼續一個月。」
這部紀錄片是很「精彩好看」的，導演不僅呈現工人們的「公領域」：罷工抗爭的技巧、與勞動團體之間的結盟、女工佔領分店失敗的哀愁、佔領後被警方強行拖走的衝突高度、女工對自己抗爭訴求的堅定、參與社會運動的啟蒙等等；也深刻呈現了她們的「私領域」：鏡頭去了女工家拍攝她晾衣服、帶小孩回家、整理廚房，最後，女工坐在廚房一旁的餐桌上接受訪談。貫穿紀錄片的，不僅是要求復職的訴求，也是女工們屢屢提到的焦慮：「老公不高興我不回家」、「昨天老公提出了離婚」、「我想快點結束抗爭，回家扮演母親與妻子的角色」、「老公和孩子沒有我，不知道怎麼照顧自己」等等。觀眾不禁會想，如果今天罷工的人是我，我會怎麼選擇？
台灣也有類似的狀況，去年（2015）遭資方資遣的勤益電子廠女工，在今年一月走上街頭要求與其他遭資遣員工平等的「優惠資遣」方案，然而抗爭到最後並沒有走下去，其中一次訪談，女工林大姐就提到女性出來抗爭的困難（相關報導），抗爭者當中「有的人小孩還小、需要人抱」，上台北靜坐抗議時，只能請鄰居代為照顧小孩，為了「平衡抗爭和家庭」的持續，女工遭遇了許多問題，而最後越接近「家務繁忙」的年節假期，女工的外出抗爭因為持續減少的人力，也就漸漸結束了。
回到《外宿》影片中一位女工的老公提到，女工不回家，打掃與家務都由他做，真的快受不了了；另一位女工金在警方釋放後，就馬上被老公拉回家，之後也沒有再回來參與抗爭。
鏡頭來到了女工Han Myung-hee的家，她正在晾衣服，邊說著自己有很多衣服要洗。連夜靜坐之後回到家，Han Myung-hee「感覺像是完全不同的世界」，「我曾經在這裡，但卻不再感覺自己在這裡。」這種深刻的差異，不只是空間的變換，而是「勞動狀態」的改變，一般而言，職業婦女上兩份工，白天在外進行生產勞動，晚上在家進行再生產勞動，當女工罷了白天的工，因為外宿、靜坐等等罷工的需求，連帶也「有機會」暫時卸下了家務勞動的工作。
在靜坐之後回到家庭的女工，龐大的家務勞動又要重新回到自己的手上，這種勞動狀態的改變真的是「完全不同的世界」。女人是工人，於公、於私都是，公領域的勞動權益受損可以罷工，私領域的無償勞動因為「家庭」的神聖性，幾乎沒有「公平」存在、更沒有罷工的可能，女工在靜坐期間嚐到了不需要負擔家務的「甜頭」，身上卻仍背負著因為「暫時把家務勞務交託給其他家庭成員」的龐大愧疚感。對我而言，《外宿》試圖詰問的是，對一位「女工人」而言，到底如何談論真正的「勞動權益」？
2016/08/23
苦勞評論
陳逸婷
苦勞網記者
本屆台灣國際勞工影展放映紀錄片《外宿》，講的是韓國在實施派遣法後，政府擴大派遣法案的社會大背景之下，「衣戀集團」（E. Land）無視新法實施以及與工會簽署過的團體協約，宣布解雇旗下零售業超過1,000名原有的非正職勞工，E. Land工會因而展開長達一年的抗爭行動，從工人集結、罷工、佔領分店到最後結束罷工，都在這部紀錄片裡被呈現出來。
由於被解雇的兼職員工當中，多數人都是負責收銀的女工，當中，抗爭女工Han Myung-hee便提到，過去兼職人員工作滿一年就可以轉正職，但是後來資方取消了這個規定，新進的兼職人員從此就失去了轉正職的機會。
在派遣法實施後，工人勞動條件日漸惡劣化，收銀人員長期站立工作、鮮有時間上廁所，導致了許多職業病，資方人員卻宣稱「收銀員誰都可以做」，於是女工在一次佔領分店的行動中，祭出了「韓幣1,000元以下的購物刷卡」行動，難倒了資方出動的臨時收銀人手，證明了收銀員的職業專業性，更控訴資方對收銀員同工不同酬的歧視性待遇。此外，女工更對管理階層稱呼自己為「大嬸」表達不滿，認為這是不尊重他們身為一個勞工的身份，而把自己降級成為一個沒有專業背景的「中年女性」的意涵。
由於收銀員多是由女性擔任，女工們在公領域參與抗爭的同時，仍然面對了私領域——也就是家庭生活的步調改變後，所發生的種種衝擊與反思。紀錄片開始不久，在一個女工們佔領分店時期彼此喊話的畫面中，一名女工提到：「昨晚是我婚後第一次外宿，四年來我的生活都很平淡。早上出門上班，晚上回家，下班後只關心家人和家事。」接著，另一位女工說：「我越來越習慣在這裡，我不用洗衣煮飯打掃，沒人叫我拿襪子給他，真不錯，我可以這樣繼續一個月。」
這部紀錄片是很「精彩好看」的，導演不僅呈現工人們的「公領域」：罷工抗爭的技巧、與勞動團體之間的結盟、女工佔領分店失敗的哀愁、佔領後被警方強行拖走的衝突高度、女工對自己抗爭訴求的堅定、參與社會運動的啟蒙等等；也深刻呈現了她們的「私領域」：鏡頭去了女工家拍攝她晾衣服、帶小孩回家、整理廚房，最後，女工坐在廚房一旁的餐桌上接受訪談。貫穿紀錄片的，不僅是要求復職的訴求，也是女工們屢屢提到的焦慮：「老公不高興我不回家」、「昨天老公提出了離婚」、「我想快點結束抗爭，回家扮演母親與妻子的角色」、「老公和孩子沒有我，不知道怎麼照顧自己」等等。觀眾不禁會想，如果今天罷工的人是我，我會怎麼選擇？
台灣也有類似的狀況，去年（2015）遭資方資遣的勤益電子廠女工，在今年一月走上街頭要求與其他遭資遣員工平等的「優惠資遣」方案，然而抗爭到最後並沒有走下去，其中一次訪談，女工林大姐就提到女性出來抗爭的困難（相關報導），抗爭者當中「有的人小孩還小、需要人抱」，上台北靜坐抗議時，只能請鄰居代為照顧小孩，為了「平衡抗爭和家庭」的持續，女工遭遇了許多問題，而最後越接近「家務繁忙」的年節假期，女工的外出抗爭因為持續減少的人力，也就漸漸結束了。
回到《外宿》影片中一位女工的老公提到，女工不回家，打掃與家務都由他做，真的快受不了了；另一位女工金在警方釋放後，就馬上被老公拉回家，之後也沒有再回來參與抗爭。
鏡頭來到了女工Han Myung-hee的家，她正在晾衣服，邊說著自己有很多衣服要洗。連夜靜坐之後回到家，Han Myung-hee「感覺像是完全不同的世界」，「我曾經在這裡，但卻不再感覺自己在這裡。」這種深刻的差異，不只是空間的變換，而是「勞動狀態」的改變，一般而言，職業婦女上兩份工，白天在外進行生產勞動，晚上在家進行再生產勞動，當女工罷了白天的工，因為外宿、靜坐等等罷工的需求，連帶也「有機會」暫時卸下了家務勞動的工作。
在靜坐之後回到家庭的女工，龐大的家務勞動又要重新回到自己的手上，這種勞動狀態的改變真的是「完全不同的世界」。女人是工人，於公、於私都是，公領域的勞動權益受損可以罷工，私領域的無償勞動因為「家庭」的神聖性，幾乎沒有「公平」存在、更沒有罷工的可能，女工在靜坐期間嚐到了不需要負擔家務的「甜頭」，身上卻仍背負著因為「暫時把家務勞務交託給其他家庭成員」的龐大愧疚感。對我而言，《外宿》試圖詰問的是，對一位「女工人」而言，到底如何談論真正的「勞動權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