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勞工影展】《外宿》從勞動抗爭再思私領域
2016/08/23
苦勞評論
陳逸婷
苦勞網記者
本屆台灣國際勞工影展放映紀錄片《外宿》,講的是韓國在實施派遣法後,政府擴大派遣法案的社會大背景之下,「衣戀集團」(E. Land)無視新法實施以及與工會簽署過的團體協約,宣布解雇旗下零售業超過1,000名原有的非正職勞工,E. Land工會因而展開長達一年的抗爭行動,從工人集結、罷工、佔領分店到最後結束罷工,都在這部紀錄片裡被呈現出來。
由於被解雇的兼職員工當中,多數人都是負責收銀的女工,當中,抗爭女工Han Myung-hee便提到,過去兼職人員工作滿一年就可以轉正職,但是後來資方取消了這個規定,新進的兼職人員從此就失去了轉正職的機會。
在派遣法實施後,工人勞動條件日漸惡劣化,收銀人員長期站立工作、鮮有時間上廁所,導致了許多職業病,資方人員卻宣稱「收銀員誰都可以做」,於是女工在一次佔領分店的行動中,祭出了「韓幣1,000元以下的購物刷卡」行動,難倒了資方出動的臨時收銀人手,證明了收銀員的職業專業性,更控訴資方對收銀員同工不同酬的歧視性待遇。此外,女工更對管理階層稱呼自己為「大嬸」表達不滿,認為這是不尊重他們身為一個勞工的身份,而把自己降級成為一個沒有專業背景的「中年女性」的意涵。
由於收銀員多是由女性擔任,女工們在公領域參與抗爭的同時,仍然面對了私領域——也就是家庭生活的步調改變後,所發生的種種衝擊與反思。紀錄片開始不久,在一個女工們佔領分店時期彼此喊話的畫面中,一名女工提到:「昨晚是我婚後第一次外宿,四年來我的生活都很平淡。早上出門上班,晚上回家,下班後只關心家人和家事。」接著,另一位女工說:「我越來越習慣在這裡,我不用洗衣煮飯打掃,沒人叫我拿襪子給他,真不錯,我可以這樣繼續一個月。」
這部紀錄片是很「精彩好看」的,導演不僅呈現工人們的「公領域」:罷工抗爭的技巧、與勞動團體之間的結盟、女工佔領分店失敗的哀愁、佔領後被警方強行拖走的衝突高度、女工對自己抗爭訴求的堅定、參與社會運動的啟蒙等等;也深刻呈現了她們的「私領域」:鏡頭去了女工家拍攝她晾衣服、帶小孩回家、整理廚房,最後,女工坐在廚房一旁的餐桌上接受訪談。貫穿紀錄片的,不僅是要求復職的訴求,也是女工們屢屢提到的焦慮:「老公不高興我不回家」、「昨天老公提出了離婚」、「我想快點結束抗爭,回家扮演母親與妻子的角色」、「老公和孩子沒有我,不知道怎麼照顧自己」等等。觀眾不禁會想,如果今天罷工的人是我,我會怎麼選擇?
台灣也有類似的狀況,去年(2015)遭資方資遣的勤益電子廠女工,在今年一月走上街頭要求與其他遭資遣員工平等的「優惠資遣」方案,然而抗爭到最後並沒有走下去,其中一次訪談,女工林大姐就提到女性出來抗爭的困難(相關報導),抗爭者當中「有的人小孩還小、需要人抱」,上台北靜坐抗議時,只能請鄰居代為照顧小孩,為了「平衡抗爭和家庭」的持續,女工遭遇了許多問題,而最後越接近「家務繁忙」的年節假期,女工的外出抗爭因為持續減少的人力,也就漸漸結束了。
回到《外宿》影片中一位女工的老公提到,女工不回家,打掃與家務都由他做,真的快受不了了;另一位女工金在警方釋放後,就馬上被老公拉回家,之後也沒有再回來參與抗爭。
鏡頭來到了女工Han Myung-hee的家,她正在晾衣服,邊說著自己有很多衣服要洗。連夜靜坐之後回到家,Han Myung-hee「感覺像是完全不同的世界」,「我曾經在這裡,但卻不再感覺自己在這裡。」這種深刻的差異,不只是空間的變換,而是「勞動狀態」的改變,一般而言,職業婦女上兩份工,白天在外進行生產勞動,晚上在家進行再生產勞動,當女工罷了白天的工,因為外宿、靜坐等等罷工的需求,連帶也「有機會」暫時卸下了家務勞動的工作。
在靜坐之後回到家庭的女工,龐大的家務勞動又要重新回到自己的手上,這種勞動狀態的改變真的是「完全不同的世界」。女人是工人,於公、於私都是,公領域的勞動權益受損可以罷工,私領域的無償勞動因為「家庭」的神聖性,幾乎沒有「公平」存在、更沒有罷工的可能,女工在靜坐期間嚐到了不需要負擔家務的「甜頭」,身上卻仍背負著因為「暫時把家務勞務交託給其他家庭成員」的龐大愧疚感。對我而言,《外宿》試圖詰問的是,對一位「女工人」而言,到底如何談論真正的「勞動權益」?
2016/08/23
苦勞評論
陳逸婷
苦勞網記者
本屆台灣國際勞工影展放映紀錄片《外宿》,講的是韓國在實施派遣法後,政府擴大派遣法案的社會大背景之下,「衣戀集團」(E. Land)無視新法實施以及與工會簽署過的團體協約,宣布解雇旗下零售業超過1,000名原有的非正職勞工,E. Land工會因而展開長達一年的抗爭行動,從工人集結、罷工、佔領分店到最後結束罷工,都在這部紀錄片裡被呈現出來。
由於被解雇的兼職員工當中,多數人都是負責收銀的女工,當中,抗爭女工Han Myung-hee便提到,過去兼職人員工作滿一年就可以轉正職,但是後來資方取消了這個規定,新進的兼職人員從此就失去了轉正職的機會。
在派遣法實施後,工人勞動條件日漸惡劣化,收銀人員長期站立工作、鮮有時間上廁所,導致了許多職業病,資方人員卻宣稱「收銀員誰都可以做」,於是女工在一次佔領分店的行動中,祭出了「韓幣1,000元以下的購物刷卡」行動,難倒了資方出動的臨時收銀人手,證明了收銀員的職業專業性,更控訴資方對收銀員同工不同酬的歧視性待遇。此外,女工更對管理階層稱呼自己為「大嬸」表達不滿,認為這是不尊重他們身為一個勞工的身份,而把自己降級成為一個沒有專業背景的「中年女性」的意涵。
由於收銀員多是由女性擔任,女工們在公領域參與抗爭的同時,仍然面對了私領域——也就是家庭生活的步調改變後,所發生的種種衝擊與反思。紀錄片開始不久,在一個女工們佔領分店時期彼此喊話的畫面中,一名女工提到:「昨晚是我婚後第一次外宿,四年來我的生活都很平淡。早上出門上班,晚上回家,下班後只關心家人和家事。」接著,另一位女工說:「我越來越習慣在這裡,我不用洗衣煮飯打掃,沒人叫我拿襪子給他,真不錯,我可以這樣繼續一個月。」
這部紀錄片是很「精彩好看」的,導演不僅呈現工人們的「公領域」:罷工抗爭的技巧、與勞動團體之間的結盟、女工佔領分店失敗的哀愁、佔領後被警方強行拖走的衝突高度、女工對自己抗爭訴求的堅定、參與社會運動的啟蒙等等;也深刻呈現了她們的「私領域」:鏡頭去了女工家拍攝她晾衣服、帶小孩回家、整理廚房,最後,女工坐在廚房一旁的餐桌上接受訪談。貫穿紀錄片的,不僅是要求復職的訴求,也是女工們屢屢提到的焦慮:「老公不高興我不回家」、「昨天老公提出了離婚」、「我想快點結束抗爭,回家扮演母親與妻子的角色」、「老公和孩子沒有我,不知道怎麼照顧自己」等等。觀眾不禁會想,如果今天罷工的人是我,我會怎麼選擇?
台灣也有類似的狀況,去年(2015)遭資方資遣的勤益電子廠女工,在今年一月走上街頭要求與其他遭資遣員工平等的「優惠資遣」方案,然而抗爭到最後並沒有走下去,其中一次訪談,女工林大姐就提到女性出來抗爭的困難(相關報導),抗爭者當中「有的人小孩還小、需要人抱」,上台北靜坐抗議時,只能請鄰居代為照顧小孩,為了「平衡抗爭和家庭」的持續,女工遭遇了許多問題,而最後越接近「家務繁忙」的年節假期,女工的外出抗爭因為持續減少的人力,也就漸漸結束了。
回到《外宿》影片中一位女工的老公提到,女工不回家,打掃與家務都由他做,真的快受不了了;另一位女工金在警方釋放後,就馬上被老公拉回家,之後也沒有再回來參與抗爭。
鏡頭來到了女工Han Myung-hee的家,她正在晾衣服,邊說著自己有很多衣服要洗。連夜靜坐之後回到家,Han Myung-hee「感覺像是完全不同的世界」,「我曾經在這裡,但卻不再感覺自己在這裡。」這種深刻的差異,不只是空間的變換,而是「勞動狀態」的改變,一般而言,職業婦女上兩份工,白天在外進行生產勞動,晚上在家進行再生產勞動,當女工罷了白天的工,因為外宿、靜坐等等罷工的需求,連帶也「有機會」暫時卸下了家務勞動的工作。
在靜坐之後回到家庭的女工,龐大的家務勞動又要重新回到自己的手上,這種勞動狀態的改變真的是「完全不同的世界」。女人是工人,於公、於私都是,公領域的勞動權益受損可以罷工,私領域的無償勞動因為「家庭」的神聖性,幾乎沒有「公平」存在、更沒有罷工的可能,女工在靜坐期間嚐到了不需要負擔家務的「甜頭」,身上卻仍背負著因為「暫時把家務勞務交託給其他家庭成員」的龐大愧疚感。對我而言,《外宿》試圖詰問的是,對一位「女工人」而言,到底如何談論真正的「勞動權益」?